【一周一書評】自我顛覆：保持懷疑是“唯一的最佳道路”

  本書《自我顛覆的傾向》 作者（美）阿爾伯特·赫希曼

  在一個人一生中的某個時刻，自我顛覆可能會成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徑。

  本書收錄赫希曼自1986年后寫就的20篇文章，是他對自己學術思想的總結，也是罕見的精神自傳。赫希曼在書中反思、質疑、重新評估并進一步發(fā)展了自己關于社會變遷與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要觀 點，他的自我顛覆和自我肯定向我們揭示了擁有如此偉大頭腦的學者是怎樣工作的。本書中更難能可貴地收錄了一組自傳性的文章，讀者將看到他如何深度介入了20世紀最重要的一些歷史事件，并借此理解這位“深刻的思想者”的思想發(fā)展歷程，以及他如此深邃的洞察力從何而來。

  【阿爾伯特·赫希曼小傳】

  希曼生于德國柏林的猶太人中產(chǎn)家庭，16歲時，赫希曼成為年輕的社會主義支持者，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組織，參與反納粹黨運動。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赫希曼志愿加入法國陸軍，以對抗德國納粹勢力。1940年，法國向德國納粹政府投降后，赫希曼在馬賽參與反納粹的地下反抗活動。在工作一段時間后，成為納粹搜捕的目標，因此被迫離開法國，他沿著比利牛斯山小徑，離開了歐洲。

  1941年1月，赫希曼抵達美國紐約。1956年，擔任耶魯大學客座教授。1958年，出版《經(jīng)濟發(fā)展的策略》，提出不均衡發(fā)展策略。隨后改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教授。1964年，擔任哈佛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教授。1974年，成為哈佛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講座教授，同時成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教授，直到1985年退休。2012年赫希曼以97歲高齡逝世，美國新保守主義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回顧赫希曼的主要貢獻，特別點出《反動的修辭》的時代意義，要小心保守派以負面結果的可能論點來反對所有改革努力，但也提醒赫希曼對革命性的改革的問題，應崇尚見效慢但穩(wěn)定開展的民主改革管理。

  “悖論是思想家的激情之源，沒有悖論的思想家就像一個沒有情感的戀人：微不足道的平庸……一切思想的最高悖論是盡力發(fā)現(xiàn)思想不能思考的事情?！?/p>

  把索倫·克爾凱郭爾這段話送給我們虛擬訪談的主角阿爾伯特·赫希曼（1915-2012），他大概是樂于接受的。我們幾乎可以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看到悖論蔓延過的痕跡，他會告訴你，不要相信存在唯一正確的道路，不要期待一種確定的秩序，不要嘗試去擁有一個明確的世界觀，不要輕易擁抱一個自稱是唯一的真理，同時，他一定會再加上一個必要的注腳，不要把所有這些關于“不相信”的理念當做完全值得遵循的信條，它們所提供的是一種態(tài)度，僅在于提醒你，要重視保持心靈的開放，保持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的激情。

  關于自己的一生，赫希曼喜歡用自己年少時的故事作為隱喻：在一次與父親的討論中，他發(fā)現(xiàn)父親沒有世界觀。這著實令他震驚，因為年少時的他認為任何人都必須有一個“世界觀”。在后來的回憶文章里，他說自己牢牢記住了這個時刻，因為“它濃縮并預示著一個我從那時開始到現(xiàn)在為止，半個多世紀以來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堅持己見，即在所有事件都秉持一套堅定不移的意見，到底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而他終其一生所得出的結論是：“我的生活經(jīng)歷與思想都可以總結為：我是如何逐漸發(fā)現(xiàn)父親當初其實是對的?！?/p>

  關于變革 不確定的傳奇

  新京報：我想從你生命中最有傳奇色彩的那段歷史開始談，1940年，法國順服希特勒成立了維希政權，承諾只要德國提出要求，法國政府就得無條件把任何一個生活在法國土地上的非法法國公民移交德國。你當時致力于幫助處于危險當中的反納粹主義者和滯留在法國非占領區(qū)的反法西斯難民盡快移民到美國，成功得救的人中包括后來的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那段經(jīng)歷對你之后的思想與學術發(fā)展有怎樣的影響？

  赫希曼：1933年，因感到自己面臨因參加反納粹政治活動而被捕的危險，我匆忙逃離德國，在逃亡旅途上，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我會認為，救人出險境永遠是最令人興奮，同時也最值得紀念的工作。關于我在1940年的經(jīng)歷，推薦大家去看我們營救團隊核心人物瓦里安·弗萊的著作《無條件引渡》。弗萊身上隱藏著無窮力量，表面上卻是個“過于天真的外國佬”，一個美國平民僅憑著口袋里揣著的一份名單，要把人們一一拯救出來！在那個黑暗的時代，這種營救活動如此艱險，但弗萊和他的委員會最終救出了近三千人。弗萊是我們時代的英雄，如果一開始就知道自己將會面臨的困難，那么他可能永遠無法取得現(xiàn)在的成功。而這個想法，讓我獲益匪淺。

  新京報：你一直在堅持一個觀點，不存在一種理想的發(fā)展模式，讓一個國家得以從容地依序解決問題使自己在政治經(jīng)濟上有效發(fā)展，很多時候，一個國家的變革，就像弗萊的故事那樣，是一種令人驚訝的結果，就像一個傳奇。

  赫希曼：是的。對于搜尋“唯一的最佳道路”的做法，我一直都保持懷疑態(tài)度。我強烈反對這樣一種模型——要實現(xiàn)某種起飛，各種特定的先決條件必須全部得到滿足。與之相反，我提出了顛倒的秩序概念，在發(fā)展的問題上，常會出現(xiàn)本末倒置的情況，比如某個國家內(nèi)，一些人“莽撞”地開始了某種特定的經(jīng)濟活動，這種經(jīng)濟活動“專橫”地要求必須保證它能維持下去，從而促成了其他經(jīng)濟活動的進步。任何變革，都只能作為一種令人驚訝的結果而發(fā)生，不然它很可能根本無從發(fā)生，它會被各種維持現(xiàn)狀的力量壓制掉。

  新京報：變革不可預測，對那些渴望周遭社會有好的變革的人們而言，是多么灰色的結論啊。相比較而言，我們是多么喜愛這樣的話——“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會一起到來”。

  赫希曼：人們很喜歡知識分子說的這些看起來更加樂觀（或者極端悲觀，以至于被人們當做警世良言）的話。在我之前，很多社會學家都喜歡模仿牛頓的機械力學，認為社會變革必定服從一系列他們想象的鐵的規(guī)律?，F(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到了量子力學的時代，請讓我們變得謙遜一些吧——敬畏社會變革本身的不可預測性，尊重社會變革傾向于從某些獨一無二的“星座”中發(fā)生發(fā)展的道路。一個國家的發(fā)展道路，不存在一系列明確的歷史任務：實現(xiàn)領土完整、保證國家權威，發(fā)動大眾參與管理國家又不令其失控等。對于發(fā)達國家而言，他們確實從容不迫地完成了這些任務，但是后發(fā)國家并不存在這樣的從容與有序的機會。后發(fā)國家要做的是根據(jù)現(xiàn)有條件去推動改革，善于從社會矛盾與沖突中獲取力量，而不是等待被布置明確的歷史任務，其中，誠實是最好的策略。

  關于東德 歷史有自己狡詐的詭計

  新京報：當我說在這本書中，我最喜歡的是第一章《退出、呼吁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命運》時，希望你不要覺得被冒犯。我很驚訝，退出——呼吁這個簡單的理論結構竟然有那么強大的詮釋力度。

  赫希曼：這一章關注發(fā)生在1989年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崩潰為核心的各種事件，是我在1933年離開德國之后第一次重新研究與德國有關的課題，近年來德國歷史的重大轉折，使我之前提出的理論框架有了全新的含義。這一概念，來自我的經(jīng)濟學理論：在感覺到購買的商品質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務和獲得的利益衰減時，消費者有兩個選擇，退出或呼吁。退出指直接離開，相信其他地方可以獲得更好的商品和服務。

  呼吁指抱怨、投訴或組織起來一起去投訴抗議的行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務的質量從下滑中恢復過來。退出是一種私人行為，不需與他人協(xié)調(diào)，呼吁需要付出時間和精力，成本更高。簡單而言，退出更簡便時，呼吁便難以發(fā)生。退出會損害呼吁的根基。

  新京報：東德旁邊有個與自己同民族的西德，所以東德人一直存在一種可能性，逃到西德去。當大家都想逃到西德去的時候，東德就崩潰了。這是否說明，在政治領域，像葉芝的詩歌所寫，當好人信心喪失選擇退場，壞人充滿熾熱的激情，社會就會崩潰？

  赫希曼：你的結論太簡單了。從成立第一天起，東德人就存在離境去西德的可能性，所以東德基本沒有出現(xiàn)如波蘭、匈牙利那種反抗專制的史詩般的重大運動，因為它有一個安全閥，讓那些心懷不滿的人們?nèi)ノ鞯掳?，國?nèi)就穩(wěn)定了。到1989年，看起來大多數(shù)本來能夠承擔政治責任的人都離開了，東德的變革毫無希望發(fā)生，但就在絕望的沉寂中，東德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其導火線是，更多的人想離開，開始也許只想秘密地離開，因為不被允許，退出這種私人行為變成了一種公共行為，“我們要離開”變成了“我們要留在這里改變社會”。在東德的崩潰發(fā)生的時候，退出與呼吁竟友好相處，相互加強了，它們一起聯(lián)手把東德送進了歷史。

  新京報：我們可以把波蘭、匈牙利等國家的發(fā)展，稱為民主轉型，但東德是一個被消失的國家，作為一個國家，這種退出與呼吁相互加強，聯(lián)手摧毀了一個壓力型體制，但是也沒有讓社會獲得發(fā)展的機會。我曾采訪過東德最后一任總理漢斯·莫德羅，他一再感慨，太遲了，一切都措手不及。

  赫希曼：在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時代，人們總是會輕易為某種不符合人道與正義的體制的終結而歡呼，但歷史是不會終結的，社會仍需要發(fā)展，這樣的歡呼本身就違背道義。當年為東德的終結而歡呼的人們，如果了解到兩德統(tǒng)一后遇到的重重困境，大概就會有更深的思考。莫德羅說太遲了，基于維護他所忠誠于的體制。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異議人士和反對派都留在了國內(nèi)，舊有的極權統(tǒng)治垮臺后，這些國家都演化出了多元化的政治生態(tài)，有了自己新的活力。而在東德，反對派都去了西德，東德在將死之際勃發(fā)出最后的力量，出現(xiàn)了一場范圍極廣的反抗運動，但運動的波瀾只涌到崩潰的邊緣，而沒有抵達新的范域。東德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在接受西德電臺的訪問時，曾這樣表達自己的悲傷：“（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背棄祖國一走了之）他們?yōu)槭裁慈绱溯p易地就離開了？為什么他們默不出聲？”歷史有自己的詭計，東德的消亡是一種懲罰——對它長期以來壓制退出和呼吁行為的懲罰。

  關于質疑 民主社會的人格基礎

  新京報：在你的幫助下引渡到美國的阿倫特曾說“獨立的思想是靈活可變的，在最基本的意志方面自由自在。一個獨立的人將不會尋求規(guī)則和律令，而對于那些缺乏獨立的人而言，一切都是有章可循的?！蹦愕挠^點和她非常接近。令人疑惑的是，我們總會認為，對某件事情充滿激情，且非常有力地行動的人，必定存在某一種指導其行動的原則，尤其是在公共生活領域內(nèi)。

  赫希曼：阿倫特所言的這種獨立的人，正是我所希冀的民主政治的人格，我認為這樣的人格恰恰能構成良好民主的微觀基礎。無論是在私人生活的領域內(nèi)，還是在公共領域內(nèi)，對某個理念確信不疑，是一件災難的事情。對當下所有議題都抱有一整套強烈主張的人，同樣會背棄自己的個性、人格與自我。依靠某種單一理念而激情有力地行動的人，往往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想想希特勒吧，他如此激情地宣稱，要創(chuàng)建一個全新的、普羅大眾的民族共同體，但隨之而來的卻是史無前例的大災難。我理想中的民主人格是這樣的：能學會既珍惜自己擁有的意見，同時又重視保持心靈的開放，充分調(diào)和并享受贏得一場辯論的快樂與充當一個好的傾聽者的愉悅。

  新京報：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經(jīng)存在擁有這樣獨立人格的人？

  赫希曼：年少時的我覺得，如果一個人沒有一個成熟、完備的世界觀，那始終是一個缺陷。我于1936年來到意大利，我的生活中出現(xiàn)了一個重要人物——我的姐夫尤金尼奧·科洛爾尼（1938年被捕，1944年被殺害），他是一位積極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他的思考習慣是：未經(jīng)本人的質疑，從不認為任何東西是理所當然的。很多理論認為，一個人必須明白在行動之前要全面了解情況，這種信念是行動的先決條件。但質疑實際上可以激發(fā)人們意識到：脫離政治策略造成的意識形態(tài)束縛，接受一個人知識掌握的局限，這樣就可以使機構擺脫自身對上述認識的依賴。

  新京報：如何理解質疑具有創(chuàng)造性？

  赫希曼：不要固執(zhí)地沉迷于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和他們對極端危險的政治活動的全身心投入，有著密切聯(lián)系，他們在尋找社會的、政治的問題之答案的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那種質疑和探索精神，推動著他們采取行動，在思想自由被壓制的環(huán)境中尋求改變，在感受到了明顯不公正、當局采取了無法容忍的愚民政策的世界中奮起抗爭。他們的作言起行，證明質疑能夠激發(fā)行動，而不會削弱和阻礙行動。我非常敬仰這樣的智識姿態(tài)。對我而言，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與智識上的開放性這兩者結合起來，民主政治就擁有了一個理想的微觀基礎。

  注：虛擬對話中赫希曼的回答摘自《自我顛覆的傾向》（商務印書館，2014年1月）一書）

  文/ 朱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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